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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籌備人民政協的回憶

    2021-07-22來源:人民政協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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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在慶祝黨百年華誕的重大時刻,在“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歷史交匯的關鍵節點,回顧黨走過的光輝歷程,具有極為重要的歷史和現實意義。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辦公室和人民政協報社從歷年出版的文史資料中,選擇了一批有代表性的回憶文章重新編發,為黨的百年華誕獻禮。希望這些文章能夠幫助廣大黨員干部群眾深入學習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牢記黨的初心和使命,做到知史愛黨、知史愛國,充分發揮人民政協文史資料在宣傳普及黨的歷史知識和理論創新成果方面的重要作用。

    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

    1949年9月舉行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是一次宣告舊中國永遠結束,新中國光榮誕生的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會議。當時,中共中央統戰部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做了許多籌備工作。我們在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同志的領導下,參加了一些具體工作。

    擬定參加新政協的單位及代表名額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軍勝利渡江,江南各大城市相繼獲得解放。此時,無論從政治上和軍事上,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時機都很成熟了,需要也更加迫切了。經各方協商,新政協籌備會于6月15日在北平正式成立。

    參加新政協籌備會的共有23個單位,134人?;I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進行了5天。會議一致通過了《新政協籌備會組織條例》,并根據這個條例選出21人組成常務委員會,負責辦理經常工作。

    商定參加新政協的單位及代表名額和名單,是一件繁重的工作。這項工作由籌備會第一小組負責,由李維漢任組長,章伯鈞任副組長。

    原來,在我黨五一號召很快得到各民主黨派和各界人士的響應后,即準備于1948年底或1949年初在哈爾濱召開一次規模比較小的政治協商性質的會議,擬由30個單位,每單位6人,共180人參加;然后再召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新中國。

    但由于解放戰爭的迅速發展,這一設想就不適應形勢的要求了,需要召開一個具有更加廣泛的代表性和更加隆重的全國性大會,制定國策,產生政府,成立新中國。因此,經過各方面協商,決定新政協改在北平召開,并由它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這樣,新政協的陣容就必須擴大,它必須有廣泛的代表性,足以體現全國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和一切愛國民主力量的大團結;它既要體現無產階級的領導和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又不應機械地按人口比例來分配名額,要充分照顧各個方面;同時要慎重掌握敵我界限,防止國民黨反動政府系統下的一切反動黨派和反動分子混入,以保持新政協政治陣容的嚴肅性。

    根據以上考慮,《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組織條例》第一條便規定:“新政治協商會議,為全國擁護新民主主義、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官僚資本主義及同意動員一切人民民主力量,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國的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解放區人民政府、人民解放軍、國內少數民族、海外華僑及無黨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所組成。國民黨反動政府系統下的一切反動派及反動分子不允許參加。”

    新政協代表的提名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由組織或個人推薦,一種是本人申請。按照新政協籌備會組織條例的規定,對所有提名都進行逐個審查,反復研究。這方面的工作量是很大的,時常為了某一個代表的適當與否,而函電往返,多方協商,斟酌再三,費時達數周之久。有時毛主席、周恩來同志也來參加討論。

    代表名單初步產生之后,又經過籌備會反復協商,征求各方意見,一共花了3個月工夫,才確定了參加新政協的單位、名額和名單,共分5類:黨派代表、區域代表、軍隊代表、團體代表、特邀代表。前四類共45個單位,正式代表510人,候補代表77人。第五類特邀代表75人。正式代表和候補代表總數共662人。中央統戰部把參加新政協的單位人選和各項統計,印制了一本很厚的表冊,送到中央,毛主席看了,風趣地說那是一本“天書”。

    新政協的特點

    第一,它的代表性是極其廣泛的。為了廣泛羅致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專列特別邀請人士一類。這一單位中,有戊戌變法領導人之一梁啟超之子梁思成;有前清翰林張元濟;有海軍耆宿薩鎮冰;有老同盟會員張難先;有在北洋時期任過教育總長、司法總長的章士釗、江庸;有曾經是南京政府的和談代表張治中、邵力子等;有國民黨的起義將領傅作義、程潛等;有老解放區的民主人士陳瑾昆、安文欽等;有文教界知名人士陶孟和、陸志韋等;有藝術界知名人士周信芳、梅蘭芳、袁雪芬等;有少數民族的知名人士賽福鼎、阿里木江等;還有工農方面的勞動模范、英雄人物劉英源、閻存林、戎冠秀等。并特請在國內外有重大影響的孫中山夫人宋慶齡為特邀單位的首席代表。

    對于當時尚未解放的地區,也邀請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參加,并決定在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中給這些地區留出1/10的名額,使這些地區解放后可以派代表參加。這都表明,黨中央的考慮十分周到,充分肯定了我國近百年來民族民主革命各個歷史階段和各方面人士的積極作用,盡可能地擴大和鞏固統一戰線,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共同建設新中國。新政協的這一陣容,從組織上充分反映了我國革命從舊民主主義到新民主主義復雜曲折的歷程。這是一個全面生動的歷史總結。

    在擬定的代表名單中,少數民族的代表少了些。在代表總數中,少數民族代表共有28位,占4.23%,代表面也不夠廣泛。這是因為當時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多數還沒有獲得解放,雖然盡了很大努力,李維漢同志為此事還專門同朱早觀、奎壁、楊靜仁、天寶等少數民族代表進行座談討論,但在物色人選以及交通等方面都有困難。我們工作中也有疏漏,即在少數民族單位中沒有安排滿族代表(在其他單位中有滿族代表,如齊燕銘、羅常培等)。名單公布后,北平有些滿族人因此哭了。毛主席知道此事后說:“一個民族沒有代表,整個少數民族為之不歡。”后來,召開政協第二屆全國委員會時作了補救。

    第二,它的政治標準是嚴肅的。新政協的各黨派單位共14個,其中除了中共及在香港公開響應五一號召的10個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外,增加了九三學社、臺灣民主自治同盟、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三個單位。

    九三學社于1946年正式成立,積極參加了民主運動,并且響應了我黨五一號召。因其總部在北平(其他民主黨派總部都在南方,其領導人大多在香港或在香港駐有代表),處于國民黨反動統治之下,不能發表公開聲明,所以到北平解放時才提出來,但它在政治上和代表性上都是符合參加新政協條件的,因此籌備會一致同意邀請它參加新政協。

    臺盟是臺灣愛國同胞組成的一個政治組織,其主要成員參加和領導過1947年2月28日臺灣同胞反對美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武裝起義,起義失敗后,于11月組織臺盟,繼續進行反對美蔣的革命活動,并且響應了五一號召。臺盟雖是地區性組織,但它是臺灣人民的一個革命組織,籌備會一致同意臺盟作為黨派單位參加新政協。

    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是我黨領導的民主青年的政治組織,雖成立較晚,但早有籌備,他的前身是青年救國會、民主青年先鋒隊、民主青年同盟等青年革命組織,對革命有很大的貢獻,并有廣泛的群眾基礎,籌備會也一致同意它作為黨派單位參加新政協。

    在國民黨內部從事過反蔣活動,對民主運動作出過貢獻的還有一個秘密的政治組織,就是中國民主革命同盟,簡稱“小民革”。它于抗日戰爭中期成立,同我黨有密切聯系,在國民黨內部進行堅持進步、爭取民主的革命活動,作出過一定的貢獻。由于民主革命已經獲得勝利,“小民革”的歷史任務業已完成,遂于1949年9月17日自愿宣告結束,大部分盟員參加了新政治學會,其領導人物絕大部分都分別在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及區域等單位中被推選為代表,參加了新政協。

    各民主黨派都有自己的光榮斗爭歷史,參加政治協商會議就是對他們的歷史作了政治總結。

    在這一期間,常委會還收到23件以黨派團體名義和20件以個人名義要求參加新政協的書面請求,其中有孫文主義革命同盟、民社黨革新派、少年勞動黨、光復會、中國農民黨等等,籌備會都慎重考慮,進行了具體研究和分別處理。

    這項工作的基本指導思想是,首先注意政治的嚴肅性,嚴格分清敵我,對于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參加新政協標準者,按籌備會組織條例之規定,不作為黨派或團體單位邀請;同時在此基礎上注意團結的廣泛性,最大限度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

    周恩來和李維漢同志為此做了大量工作,特別是維漢同志曾先后分別同農民黨董時進,少年勞動黨安若定,民社黨革新派沙彥楷、汪世銘和孫盟許聞天等進行談話,研究出具體處理辦法。對這些組織、團體中有民主運動歷史,在解放戰爭中有實際表現并有一定代表性的民主人士,在他們的政治組織或團體宣告結束以后,邀請他們以個人身份參加新政協或在聯合政府中作適當的工作安排。如民社黨革新派的沙彥楷、汪世銘,孫盟的許聞天、鄧昊明等,都是以個人身份被邀請參加了新政協。少年勞動黨的安若定,光復會的周亞衛等,分別安排為政務院參事等職務,1954年都被邀請為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

    第三,這一名單既能保證共產黨的領導,又能實現黨同黨外民主人士的團結合作,鞏固和擴大統一戰線。新政協將要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在當時的形勢下,從組織上保證無產階級的領導,是完全必要的,同時又不應當以簡單的多數去壓倒少數,必須以平等待人的態度,同民主人士真誠合作,采取民主協商的方法來達到政治上的一致。

    因此,共產黨作為一個黨派單位,同民革、民盟這兩個成員比較多的黨派單位分配到了相等的名額;而在人民解放軍,各地區以及工、農、青、婦等基本群眾單位中,雖也適當安排了黨外人士,但共產黨員和基本群眾勢必占多數,這已足以體現無產階級的領導和工農聯盟的基礎作用。

    另一方面,共產黨員也不宜過多,應當有相當數量的黨外人士參加新政協,這樣才能充分反映各方面的意見。因此,在662名代表中,共產黨員約占44%,工、農和各界的無黨派代表約占26%,各民主黨派的成員則約占30%。民主黨派名額的比重是很大的,他們也是滿意的。在黨外人士中,進步人士約占1/3,共產黨員加黨外進步人士約達總數的2/3。這樣,既保證了進步力量的優勢,同時又廣泛地團結了中間人士。

    草擬《共同綱領》

    籌備會的另一項重要任務是草擬《共同綱領》。這是由籌備會第三小組負責的,周恩來任組長,副組長許德珩。小組推定由中共提出草案初稿,起草工作是由胡喬木同志負責的。草案經過各方多次討論修改,并于9月初邀集代表400多人分成20個小組廣泛討論。討論前周恩來同志作報告,動員大家在討論中充分發表意見,并在他主持下反復修改。最后由籌備會向大會提出《共同綱領草案》,獲得一致通過。

    關于《共同綱領》的起草,有兩個問題需要專門談一下。一是要不要提社會主義?當時的考慮是,即將誕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決不應是舊的資產階級性質的國家,這是毫無疑問的。但也不能立即實行社會主義,必須有一個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因為我國當時的經濟還很落后,就全國來說,近代化的工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只占10%左右,農業和手工業占90%左右,并且是分散的、個體的。資本主義經濟還有一定的積極作用,民族資產階級作為民主革命的同盟者還不能接受社會主義。在農村雖然老解放區已經進行了土改,但是廣大的新解放區和待解放區還必須逐步實行減租減息和以耕者有其田為中心的土地制度的改革,也不宜過早地提出社會主義的口號。

    因此,《共同綱領》規定實行五種經濟并存,同時規定各種經濟成分的性質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即國營經濟是我國的主要物質基礎和整個社會經濟的領導力量,合作社經濟、農業和手工業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在國營經濟領導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鼓勵和扶助廣大個體勞動者根據自愿原則,發展合作事業,鼓勵私人資本與國家資本合作,發展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國民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是實行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以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目的,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基本經濟綱領。

    新民主主義是一定要向社會主義發展的,暫時不提社會主義,并不是否認社會主義。周恩來同志對此曾向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公開說明:“只有全國人民在自己的實踐中認識到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才會真正承認它,并愿意全心全意為它而奮斗。所以現在暫時不寫出來,不是否認它,而是更加鄭重地看待它。”

    二是實行民族區域自治還是采取蘇聯的做法實行聯邦制?這是一個重大問題。毛主席曾就這個問題專門征求意見。李維漢同志對這個問題作了專門研究。他認為解決這個問題要從當時的歷史條件和民族的存在形式以及發展前途出發。斯大林曾經把民族自治分為狹隘的行政自治、比較廣泛的政治自治、更加擴大的自治和最高自治形式即條約關系四種形式。

    李維漢同志認為行政自治即民族區域自治比較適合我國的國情,理由是:我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但少數民族人口占的比例小,不到全國總數的10%,除了少數幾個民族居住比較集中外,絕大多數是同漢族雜居或交錯聚居,呈現出大分散小聚居的狀態,和蘇聯當時的情況大不一樣。特別是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屢遭帝國主義的侵略,各民族都有共同的反帝反封建的歷史。

    在中國各族人民共同獲得解放后,帝國主義決不會甘心在中國的失敗,仍將千方百計地破壞中國的獨立和統一。如若像蘇聯當時那樣民族可以分立,那正好被帝國主義所利用,有可能使已經獲得解放的民族重新淪為帝國主義的殖民地。

    所以,中國的具體條件決定了解決國內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應是:各民族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聯合和團結起來,共同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對外擺脫帝國主義的壓迫,實現民族獨立,對內消滅民族壓迫的制度,在各民族一切權利完全平等的基礎上,建立各民族人民自愿聯合的統一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實行民族區域自治。

    黨中央采納了這一建議,并得到了起草小組的一致贊成。因此,《共同綱領》規定:“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應實行民族的區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區域大小,分別建立各種民族自治機關。”后來,民族區域自治又明確載入憲法,成為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和基本制度。

    起草人民政協組織法和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

    人民政協組織法是由籌備會第二小組負責起草的。第二小組的組長是譚平山,副組長是周新民。

    人民政協是我國的一個創舉,是我們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一個重大特點。它雖然沿用了舊的政治協商會議的名稱,但從它的組織和性質來說,同舊政協是完全不同的。舊政協是在國民黨的反動統治之下,中國共產黨及其他民主力量向國民黨爭取和平民主的產物,它是由國民黨召集的協商國家政治問題的一次臨時性的會議。

    在國民黨全面發動內戰和召開偽國民大會之后,舊政協也就告終了。但是政協會議的名稱已為人們所熟悉,所以我黨在1948年的五一口號中仍提出這個名稱并賦予新的內容。人民政協是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而且不單是一種會議形式,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

    關于人民政協的前途問題,曾有人認為,待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以后,就不再需要政協這樣的組織了。周恩來同志曾向他們指出這種想法是不恰當的,他說,統一戰線是我黨的一貫方針,統一戰線出現今天這樣廣泛的規模,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長期斗爭的結果,并且應當長期地存在下去。即使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之后,政協也將是一個協議機構,是參謀部。

    人民政協組織法是使統一戰線組織化、經?;?、完備化的一部重要文獻,它規定了政協的宗旨是:“經過各民主黨派及人民團體的團結,去團結全中國各民主階級、各民族,共同努力……建立及鞏固由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及富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協議機構定名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規定在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以前,由它的全體會議執行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還規定了在中心城市、重要地區和省會設立它的地方委員會,為該地方民主黨派及人民團體協商并保證實行決議的機關。

    起草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這一工作由第四小組負責,董必武任組長,黃炎培任副組長。人民政府組織法是根據共同綱領草案中新民主主義政權制度的精神擬定的,它規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權形式為民主集中原則的人民代表大會制的政府;并規定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之前,由人民政協的全體會議執行其職權,選舉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組織政務院、軍事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檢察署。在1954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并通過憲法后,這一組織法就完成了自己的任務。

    9月17日,常務委員會召開新政協籌備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審議并基本通過了上述三項文件。至于起草新政協宣言草案及擬定國旗、國徽圖案和國歌詞譜建議案兩項工作,決定移交給人民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關于國旗、國徽圖案和國歌,曾廣泛征求各方意見并邀請專家設計,共征得國旗圖案2992幅、國徽圖案900幅、歌詞694首,經過反復協商,分別選擇了國旗圖案38幅和國徽圖案5幅,提供大會采擇。

    (此文為《關于籌備和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回憶》的一部分,原刊于《中華文史資料文庫 政治軍事編第七卷(20-7)》,本次發表前有重新編輯。作者童小鵬為第二屆、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屆、六屆全國政協常委,中央統戰部原副部長,原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副主任;于剛為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原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副主任,中央統戰部原副秘書長,中國統一戰線理論研究會原副會長;尹華為全國政協研究室原副主任。石光樹協助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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